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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1816年至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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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as Wimmer，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Yuval Feinstein，以色列海法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种族与民族主义、战争。

来源：Andreas Wimmer and Yuval Feinstein,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5, No. 5, 2010, pp. 764-790.

导读

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兴起？文章针对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影响因素这一经典议题，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和事件史分析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系列观点。作者强调了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地方或区域层面因素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内层面上权力均势的偏移和权力转移、政治组织和国内联盟集团的构建、既有统治者权力的流失以及国际层面上民族国家组织形式的扩散效应这些因素的分析，批判了现代化理论和世界政体理论有关民族国家构建的观点，佐证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有关论点。文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了民族国家兴起的复杂机制和多层次因素。这一研究对于理解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引言

有关民族国家兴起背后的推动性因素是民族国家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国家这一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具有深远的意义，相关研究众说纷纭，选取国内、国际各种层次变量进行解释，而忽视了区域意义上国家层面的各种或直接或背景性因素的作用。本文立足于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讨论。

文章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证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的推动性因素，设定自变量、独立变量、因变量和具体矩阵模型，选取历史上适当且有代表性的民族国家兴起案例，对现代化理论、世界政体理论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影响要素进行了检验，最后得出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论点相似的结论。具体而言，文章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是由地方或区域层面上的直接政治因素和背景政治因素共同驱动的，这些因素包括：民族主义者联合国内的各种支持者以推动权力朝对自身有利方向转移；民族主义者构建政治组织和国内联盟集团并破坏旧政权的合法性；既有政权因战争、体制性改革等政治行为而丧失控制力；民族国家形式在帝国内部或邻近国家的传播构成的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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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具体定量分析及事件史分析如下：

（一）分析单位的选择

文章的数据集包括了从1816年到2001年145个国家组织形式演变的信息，到2001年，这些国家中已有139个过渡到了民族国家，而其他几个仍实行专制君主制。数据覆盖的范围相当完整，仅排除了面积小于两万平方公里的微型国家和英国、法国、巴拉圭和海地的早期民族国家创建时期（因为他们发生于1816年之前、性质与形式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同）。此外，文章排除了例如库尔德斯坦、西撒哈拉和苏丹南部这类存在较大争议的地区。

文章特别强调，选择自1816年至2001年持续存在的国家作为单位，是为了更好地分析民族国家在全世界兴起的一般机制，而并非是针对分析单位的特别性选择，也与分析单位是否是民族国家无关。

（二）因变量的选择

    文章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特定区域成为民族国家领土的特定时间点进行年份编码（成为民族国家领土的定义原则遵照政权合法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些编码原则，文章发现有24个特定区域经历了不止一次民族国家的形成（如波罗的海地区、大哥伦比亚地区、中美洲地区、南斯拉夫地区等），考虑到这一选择偏差，文章进行了限制性定义，将这些重复事件排除。

（三）自变量的考虑

文章为了检验相关既有研究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在针对数据集中国家的这一定量研究中融入了一些自变量加以证明，具体的一些自变量包括：每千平方公里的铁轨长度、成人识字率、子国家单位的自治程度、政府在该区域的支出情况、特定类型战争的发生率、国家能力综合指数等。

（四）建模方法

文章将数据集设计为以地区为单位的非平衡表格，使用离散时间—事件的历史模型，通过对特定区域年份编码的逻辑回归分析进行估计，分析自变量对民族国家建立可能性的影响。

文章考虑到标准误差和跨国回归分析结果的长期不稳定性因素，使用多种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不同的变量组合以运行所有模型，而且只分析了所有模型结果中稳定的结果。

在对有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变量进行相关性矩阵分析后，文章将这些变量引入不同的模型中，以检验它们相互独立的解释力，直到得出相对而言更适合的有关民族国家建立的解释。

（五）主要研究结果

文章针对前文选取的各个自变量的模型分析，得出了最后的研究结果。

在将铁轨长度、成人识字率、子国家单位的自治程度、政府在该区域的支出情况等作为自变量的模型中，作者发现这些变量并未达到标准显著性的水平。

而在引入扩散变量分析的模型4中，作者发现了帝国和邻邦层面扩散与民族国家兴起的显著相关性；在引入权力向民族主义者转移的变量分析的模型5中，作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模型6和模型7的变量分析同样也得出了和历史制度主义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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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后总结道，权力向民族主义者转移、民族主义者构建政治组织网络并破坏旧政权的合法性、既有政权因战争和体制改革等行为而丧失控制力，以及民族国家形式在帝国内部或邻邦的扩散效应，这几个自变量与数据集当中民族国家的兴起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相比而言，更能作为影响民族国家兴起的关键性因素。

经过定量分析和事件史分析，作者得出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针对民族国家兴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这一研究合集。

本文最大的结论贡献在于，强调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主义运动与帝国中心、旧制度和其他统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作者将权力均势与国家组织形式的扩散机制整合到一个简单的权力配置模型中，这一模型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强调更直接的政治因素的作用。作者基于模型的分析，得出了与现代化理论以及世界政体理论有关民族国家构建相悖的结论，认为民族国家兴起这种全球性的结果产生于地方和区域的进程，而不是全球社会力量协调的结果。这一国家组织形式的扩散过程，依靠横跨全球的政治关系和文化相似性的既定网络，逻辑纯粹是区域性的，产生的是一种分散的扩散效应。不仅如此，作者还总结出民族国家兴起的具体作用机制，作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在对第一批民族国家成功建立后的模仿过程中产生的，当民族主义者动员民众并拉拢国内政治精英以组成政治组织和联盟网络，并通过系列手段削弱既有政权的合法性时，权力转移会朝对民族主义者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既有政权因政治改革或战争被削弱的影响力，也会加速这一进程。就国际而言，民族主义运动在邻国间或一帝国内部的扩散，可以为民族主义者提供可效仿的模式和可依赖的联盟伙伴，从而增强他们的力量，加速民族主义国家的构建进程。

读者评论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其实是Andreas Wimmer在《Nation Buliding》一书中的重要观点。在该书中，Andreas Wimmer重视权力配置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着重分析了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以及民族政治一体化在新国家中的建构和这种建构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作者擅长运用丰富的数据和定量分析支撑自己的研究，对于包容性政治联盟、社会组织网络、民族国家组织形式的扩散效应的强调，构成了研究的主要路径，对于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几百年兴起的历史进程，具有一定的启示。

但是，对于地方和区域层面直接政治因素的重视，忽视了国际结构层面上因素的作用，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兴起，是离不开大的国际体系环境背景的。体系结构可以通过权力均势、利益诱导和身份建构影响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忽视结构的背景性影响，研究就缺乏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具体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进程的解释力也会随之大大缩水。不仅如此，作者在对于分析单位的选择上，排除了库尔德斯坦、西撒哈拉、苏丹南部这些存在争议的地区。本人认为，对于次区域的考察同样是重要的，对于库尔德斯坦、西撒哈拉、苏丹南部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这些地区寻求独立的主要原因，而且对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因素的扩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译者：谭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

校对 |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郑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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