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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晚期党争催生不出新型政治模式

发布日期:2024-07-22 01:12    点击次数: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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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唐武宗时,李党达到鼎盛,牛党纷纷被罢免;唐宣宗的前期,李党纷纷被贬谪到地方为官。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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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 、牛僧孺像,来源网络)

01

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王朝立国时间一长,总会出现所谓“朋党”的政治生态,如汉末的“党锢之祸”,唐中晚期的牛李党争等,当然,宋、明、清也没逃出这个定律,朋党愈演愈烈之时,这个政权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朋党”,并非现代政治中“政党”的概念,“朋党”总体来说是一个贬义词,指因地域、出身、亲友等多种人身关系而结成的利益集团,没有法定运作规范,极易以人身攻击、打击报复为手段以夺取主导政权运转;“政党”则是一个中性词,是对政权应如何运转有明确的纲领和主张的一个团体。

但是,现代西方政治中的两党制模式,其实其开端也是源于党争,比如英国就是由旧贵族的托利党和新贵族的辉格党两派利益集团,围绕着国王问题而为自己争权夺利,结盟党争,再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进而形成了现在的两党制。

但中国历史上的牛李党争、宋时的新旧党之争,应该具备了两党制的雏形,但最终并没有向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演化。

我们就以唐晚期的牛李党争为例,简单分析其中原因。

02

牛李两党,已打破了“朋党”的概念,初步具有了现代政治中政党的因子。

很多人,包括历史学者,都把牛李两党视为“朋党”,事实上,他们已不能完全等同于过去的“朋党”了。

把牛李两党视为朋党,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两党成员的身份构成。

牛党党首牛僧孺、李宗闵,都是科举出身,代表的新兴的官僚庶族地主阶级利益集团;李党党首李德裕、郑覃,两人的父亲都曾为唐朝宰相,二人也是以门第荫封则入仁途,代表的是士族门阀地主阶级。

但是细究起来,牛李两党的众多成员,却并非简单以“科举”和“门阀”的身份而区别,牛党中也有门阀子弟,李党中更多的却是科举出身的官员,有学者曾统计,在《隋唐史》中涉及的牛党和李党的重要成员,大约各有二十余人和十余人,考察他们的门第、入仕途径,其实大多数是科举出身。

这也是因为唐朝主要以科举为手段选拔官僚,而门第荫封则为辅助手段,以此为进仕途径的官员本来就少。

而且,往更深处追究,被视为代表新兴官僚庶族利益的牛僧孺,本来就是隋朝时的宰相牛弘之后,而李宗闵则更是唐皇室的宗室,不过远了一些而已,要论门弟,他们比李德裕、郑覃要更为显赫一些;而被视为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李德裕,其曾祖父李载只是“燕代豪杰”而已,其祖父李栖筠也是通过科举才进入仕途。

李德裕籍贯为赵郡,也有人以籍贯划分两党,说李党代表山东士族集团利益,而牛党则代表关陇士族集团利益,但牛党中的李珏、李固言,与李德裕一样是赵郡旧族,而且这三人先后为相,却分属两党。

这充分说明,牛李两党,并非如朋党一样,是依赖郡望、出身而形成的利益集团。

那两党的分野又在哪里呢?

03

概而言之,是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不同,也就是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两个政治派别,这就有点现代政党的味道了。

李党可看作进取党,他们的目标是要使已陷入政治危机的唐帝国实现中兴;而牛党则可看作是保守党,维持现有的政治秩序,不轻易打破利益格局。

当时唐帝国的政治格局,皇权衰微,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把持,佛教兴盛,朝政不举,面对这种政治局势,自然会有不同政见出现。

在对待藩镇割据上,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抱积极进取态度,主张摧抑藩镇,恢复中央集权。

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于元和二年(807年)拜相,元和二年年,剑南节度使刘辟叛乱,“帝命诛讨之,计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唐宪宗听其谋,派高崇文等平定叛乱。不久,镇海节度使李锜擅立“留后”,不听朝廷之命,李吉甫料定李锜要反,果断决策,消平了李锜,“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当时全国方镇共计四十八,李吉甫为相一年多,就调整换藩帅三十六,大大抑制了藩镇势力。

到唐武宗时,李德裕已入相,一举平定了泽潞的刘稹,成功地安抚河朔三镇打击泽潞“以一相而制御三镇“,保护了朝廷在与藩镇关系上的尊严与威望。哪怕李德裕在被贬任职地方时,也曾取得”西拒吐藩,南平蛮蜒“的政绩。

与李党相反,牛党则基于现实,承认藩镇势力,安于现状。

首先来看牛僧孺、李宗闵初出道时的表现——元和三年(808年),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正在打击藩镇势力,唐宪宗正在策试贤良方正的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则指陈时政得失,具体说的是什么,史书中没有留下,只笼统地说“讥刺时政”,但杜牧在给牛僧孺撰写的墓志中提到,牛僧孺、李宗闵利用考试之机,攻击李吉甫“炽于武功”,这明显是对李吉甫平藩的一种攻击。

当然,那时候还谈不上什么李党、牛党,李德裕还未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牛僧孺、李宗闵也还正在苦苦在仕途上攀登,但由此二人的言论,不难看出,在对待藩镇割据这一要害问题上,日后的牛党是反对平藩的。

对此,李吉甫进行了反击,唐宪宗因此处理了涉这一事件的有关官员。因此有很多人认为,牛李党争,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也把党争的重点放在了对待科举的态度上,说李党出身门阀士族,不喜科举,事实上,日后李德裕确实对当时的科举制度颇有微词,曾上书建议“进士试议论,不试词赋”,这是一个政治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的中肯的政策调整,他反对的并非是科举制度,而是在科举中存在的浮华、不公等现象。而牛党则把持科举,以“座主”“门生”之名义朋比勾结,舞私弄弊,却是事实。因此,不能简单将此事作为两党党争的开始,更不是党争的重点,两党之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是动态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建党日期那样的事情。

再说回牛党对藩镇的态度,太和五年(831年),牛僧孺为相,值“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面对这一重大军事问题,牛僧孺却对唐文宗说“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以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犹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稗扦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族,必自陈力,不足以顺逆治之“,其实就是要让朝廷承认藩镇割据合法化,试图维持现状,保持这种政治秩序,这就是牛党的政见。

04

在对待宦官专政上不同的表现。

李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宦官专权,认为军政大权应集中于朝廷,绝不允许宦官干政。

会昌二年,中书省起草关于禁军粮饷的诏令,李德裕决定不按惯例,不通过枢密使画押而由中书省直接下达,从行政程序上裁抑宦官权力。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他们在取得皇帝的信任后,出纳王命,凡有所命令均要经过他们认可后才可下达。李德裕的做法自然引起宦官集团的不满,但李德裕在唐武宗支持下,还是成功堵塞了宦官利用枢密使一职干政的渠道。

除了干政,宦官还有监军之权,宦官本不懂军事,只能胡乱指挥,又贪生怕死,为害极大。李德裕在平刘稹、杨弁之乱,以及抵御回鹘、抗击吐蕃侵犯时,坚决抵制宦官监军,这才使得这些战事取得胜利。

但李德裕的这些作为,并没有彻底消除宦官干政之疾,宦官这一集团势力之大,甚至到了擅行废立的程度,有时候李党也不得不依靠这个集团行事。

牛党则不然,依附宦官,勾连一体。在著名的甘露之变事件中,唐文宗信任的大臣郑注、李训,其人品为李德裕所不齿,而牛党又与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因此唐文宗索性驱逐了两党,以郑注、李训为主谋,发动了旨在消灭宦官集团的甘露之变,但事不机密,反被宦官集团识破,双方发生激烈战斗,宦官集团非但没被清除,反而是一大批官员被害,事后受株连被杀者达千余人,宦官集团气焰更盛,最后彻底压垮了唐政权。

05

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党则保守持现状。

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官僚队伍庞大,成为帝国的财政负担,“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建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途可减者减之。”也就是要减少官员数量,唐宪宗采纳这一建议,“并省内外官计八百八员,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会昌年间,李德裕以“州县佐官太冗”,奏请裁减,裁汰了数以千计的官吏。

这些改革措施,精减了机构,也节省了开支,于国于民都有利。

但牛党却非常反对,不但反对,还反其道而行之。唐宣宗年间,牛党白敏中执政,下令“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把李德裕推行的减员增效政策又完全反复了过来。

06

通过以上对牛李两党行政措施的分析,可看到他们确实针锋相对。其实,这也是现代政治中两党制的一个特点。

牛李两党既然具有了现代政治两党制的雏形,为什么没有催生出两党轮流执政的模式呢?

首先,虽稍具雏形,但朋党的文化遗传,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两党。在两党后期,已完全堕落成旧时朋党,互相攻讦,甚至以打击报复为主要目的,牛党上台则李党团灭,李党上台则牛党灰飞,都企图把对手进行物理消灭。

这就严重违背了现代政治文明的规矩,就是一定要有政治底线,双方要承认对方的存在,不能把消灭对方作为执政目标。

这一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甚至近代史中都没有实现过。

其次,牛李两党虽名曰“党”,但两党其实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两党的不同在于行政措施,两党之争更多的是个人意气及人事任用的纠葛,他们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他们所进行的,特别是在后期,更像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而已。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皇权的存在。虽说当时皇权已衰微,但皇权至上的理念毕竟还是主流,两党谁上谁下,最终决定权在皇帝,而非两党政绩。皇权的存在,使得中国古代的朋党之争,更多时候像是皇帝的御下之道而已,拉一派打一派。这一点就不展开说了,毕竟,我们不可能希冀在一千多年前,有哪些仁人志士能突破皇权的统治。

随着李德裕被贬崖州,于850年1月去世,一场持续40多年的党争,就这样消弥于无形,中国古代历史,继续上演着重复了几千年的废立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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